图源：《TheCalloftheWild》

旧时代走得像梦一样。

01

1486年，罗马。寒风透过教廷的走廊，直击骨髓。

一个23岁的年轻人站在大主教面前，他带着九百条命题、一封长信。红黑相间的斗篷猎猎作响，像一面张扬的新旗。他说：“人类是万物的尺度。”

他叫吉奥瓦尼·皮科·德拉·米兰多拉。

米兰多拉的命题太过大胆，甚至有些疯狂。他在《论人的尊严》中写道：“我未给你固定的居所，也未赐予你固定的面貌……你可以自由地塑造你自己。”在一切都由神决定的年代，一个人站出来说：“你可以变成任何你想成为的存在。”

旋即，他的主张被权威定为异端，本人也遭到通缉。米兰多拉仓皇逃亡，隐姓埋名，在31岁那年突然暴毙，原因不明。

然而，米兰多拉的思想如同种子，在印刷术刚刚兴起的欧陆撒播开来。《论人的尊严》迅速在课堂、书房、酒馆之间流传。人们第一次读到：“人的命运由自己塑造。”教育成为通向自由的路径，理性代替了传统信仰，从建筑到绘画，从政治到商业，人们开始空前颂扬“人的尺度”“人的无限可能”。

人类中心主义开始蔓延。人们开始这样想自己：我是能主宰命运的存在，我来改造世界，我将不断繁荣。

这套信仰没能让米兰多拉活下去，也没能阻止后世无数次的幻灭。一百年后，火刑架上的布鲁诺告诉人们，知识仍然是危险的；再过几十年，伽利略在《两个世界体系对话》中低声说出那句“它却在移动”，不得不对着权威俯首认罪。17世纪中叶，欧洲再次陷入宗教战争与瘟疫的废墟，理性走入机器，成为帝国的工具，人文主义的火光像被风吹灭的烛焰，残余地照见人类的困顿与傲慢。

极致乐观主义是人类反复讲给自己听的神话。在历史的每个转折点，当自觉进入新技术革命，都会有人再次许诺那个美好未来，平等、繁荣、永续。但这类许诺，往往一半都兑现不了，另一半，也往往只对少数人兑现。

02

人类一次次以为自己即将抵达永恒的春天。

四百年后，另一个冬天。一位银白短须的科学家在英国皇家学会会议上宣布：“物理这门科学，没有什么新发现可以指望了。”

他叫威廉·开尔文。说这话时，76岁的开尔文的眼神坚定如旧日军官。这是一位时代的代言人说出的总结陈词。

他的理论奠定了热力学基础，他的名字被刻进温度单位“K”。此时，他确信，自然规律已被穷尽，宇宙在热寂中终结，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完毕。那一刻，科学抵达了终点，人类终于站上了完全认知的门槛。

没人反驳他。没有人怀疑。没人敢。晚清的中国还在天朝残梦中，西方世界已开始相信，人类可以单凭理性驾驭一切。

就在同一年，一个叫普朗克的德国人，正在柏林一间小实验室里为一道偏题头疼。他试图解释“黑体辐射”的异常现象，前人留下的工具都失效了。他不得不设定一个临时假设：能量的释放不是连续的，而是以“量子”的形式跃迁。

三十年内，量子力学彻底颠覆了牛顿体系。光不再只是光，而是波和粒子的混合物；物体不再有绝对位置，而是“存在的概率”；观测本身，决定了被观测物的状态，“你一看，它就变了。”

人类不是推开迷雾，而是发现，迷雾本身就在构造世界。

最激进的科学乐观主义，在它走向巅峰时，迎来崩塌。人类一度以为，“认知的尽头”已经抵达，却没意识到，那只是新世界的入口。

03

1841年，一个早晨，英格兰布里斯托车站的钟声比伦敦晚了十分钟。

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差距。每座城市的太阳都有自己的节奏。牛津的正午与约克的正午相差五分钟，教堂的钟楼顺着天光走，人们按影子的长短生活。

直到铁路出现。火车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掠过田野，它们像一种新物种，撕开了旧世界的节律。

布里斯托时间与伦敦时间的差距，在蒸汽的轰鸣中，变成了灾难的种子。时刻表开始错乱，列车在不同的钟表之间穿梭，有的提前出发，有的延误相撞。人类第一次意识到：速度让旧的时间失效了。

大西部铁路公司率先宣布：从今日起，所有列车以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时间为准。民众走上广场争论，布里斯托的报纸愤怒地写道：“他们正在偷走我们十分钟的阳光。”

然而，电报将时间信号从格林尼治天文台传到全国。每个正午，电脉冲划过大地，数千只挂钟的秒针同步跳动。时间被接管，变成了一个可调度的系统。

四十年后，英国议会通过《时间定义法案》，格林尼治时间成为全国的法定标准。人类第一次以制度的方式改写了宇宙的节奏。

从此，正午不再属于太阳，而属于机器。时间成为帝国的语言，成为工厂、战争、教育的隐形齿轮。

人类以为自己在发明技术，其实，是技术在重新发明人类。

04

1792年，巴黎街头。

两名身披深色披风的男人，背着三角架和测量仪器，穿行在人群中，拉起长长的绳索，一寸寸地朝北方推进。

人群聚拢。有人低声议论：“是新的税制改革吧？”有人怒喊：“他们要把我们家的地划走了！”更有老妇人认定，这不过是贵族换了马甲的把戏。

几块石头飞来。测量工具被砸翻，仪器摔碎。米制改革的抗议浪潮爆发。

这两个男人分别是46岁的梅尚与41岁的德朗布尔，法国科学院派出的天文学家。他们的任务是，从敦刻尔克到巴塞罗那，沿着巴黎子午线丈量经线长度的千万分之一，并将其命名为“米”。

那是革命后的法国。王权崩塌，信仰真空，土地丈量、赋税征收、商业结算陷入混乱。全国有25万种计量标准，指称度量衡的名词有800个，里昂的“升”与巴黎的“升”毫无可比性。

这将是人类第一次，将尺度从国王的臂长与修士的脚掌，迁移到地球与恒星。

然而，面对这份来自“宇宙理性”的标准，市民不懂、农民反感，连市政官也认为太过抽象。“米”的推广举步维艰。人们宁可相信熟悉的“老法寸”，也不愿让“子午线”决定窗户多高、牛棚多宽。

米制的推行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阻力：学校教授“米尺”的长度，集市统一度量衡标准，军队调度、铁路铺设、国际贸易逐步转向新制。

最终，“米”成为了世界语言。技术标准从来不是自然生长的，它必须穿越权力、穿越习惯，穿越信任的黑夜。

两百年后，我们站在类似的门槛上。人们谈论Token长度、推理效率、智能分数，大模型飞驰，却常常忽略：真正的技术革命，从来不是单点突破，而是制度、文化与认知的协同演化。

05

1069年，宋熙宁二年，汴京街头一如既往地热闹。商贩的叫卖、马车的轰鸣、街市的喧嚣。

48岁的王安石，在历史的浪潮中，像一颗石子投入了这片深沉的水面。他的改革理念雄心勃勃：用“市易法”帮助贫弱商人，平抑物价，打破大商人的垄断，创造一个更加“公平”的市场。

然而，这场由国家主导的市场改革，没有走向理想，反而成了一场无法回头的制度化压迫。

市易法的初衷是借国家公信力，平抑物价，让普通百姓能够以合理价格购买商品。王安石相信，国家的力量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，避免市场失衡。

现实并非如此。政府设立了国家控制的市场，但很快，政策被官僚阶层滥用，变成对财政的剥削机制。原本应扶助的小商人，反而被政府税收和官僚阶层的利益压垮，许多人无力继续经营。那些本应受益的弱势群体，因无法承受垄断价格而破产。

王安石的理想最终被蛊惑，堕入了官僚阶层的掌控。技术从来无法脱离制度和市场的框架，它的价值，始终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它去塑造世界。

历史多数不会按照“本意”书写。相比于“技术决定论”或“人文反抗论”的二元对立，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技术浪潮中找到每个个体的公平与机会，去主动建构那种能够与新技术适配的市场规则与制度温度，而非仅追问技术本身的成功。

06

1105年，北宋，汴京。

62岁的张商英站在历史洪流中，朝堂之上纵横捭阖。他提出了一系列财政创新方案，“榷酤”、“交子改钱引”、“免役法”。旨在改善国家财政，减轻百姓负担。

张商英相信，通过“技术化”的手段，他可以让社会重新焕发活力。

这些创新的初衷是好的。榷酤控制盐业收入，钱引是为了推动商业流通，免役法意在减轻百姓劳役。然而过程中，权力结构逐渐扭曲，技术治理手段被权臣阶层变成了控制财富的杠杆：

钱引的发行让百姓债务堆积；免役法虽然减轻了徭役，却以加重赋税为代价；榷酤让盐税成为权力阶层攫取财富的新工具。

张商英的改革，没有带来繁荣，反而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。新的变革常常带着理想的光芒，然而，一旦缺乏有效协商机制和公共正义框架，往往带来反噬。

技术和制度的设计，从来都不是中立的。每一次的技术创新，最终都要被真实世界的权力架构所吸纳。当技术型制度被嵌入到一个已有的权力体系中时，它往往失去原本的目的，变成了系统化的压迫工具。它可以成为少数“技术食税阶层”的财富来源，也会边缘化普通人和底层开发者。

在今天，技术本身具备巨大的潜力和好处，但另一边，它也可能成为精英阶层控制和垄断教育资源的管道，过度依赖算法和数据，形成对学生、教师群体的技术支配，而非“教育的解放”。

技术的光辉常常掩盖了它的阴影。技术的成功往往不仅凭其本身的先进性，而在于技术如何与社会结构、底层需求和伦理准则相结合。

07

过去从来不会毫无作用。

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浪潮，都承载着破旧立新的梦想，也同样把人引向了不可预测的荒野。带着审慎的姿态回到过去是必要的。

技术，尤其是AI，它的力量已经深入课堂、考试、辅导、个性化学习，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界的世界：信息流动不再被束缚，学习的机会似乎可以无限扩展。然而，学习资源的无界尚不等于学习力的无界，也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平等地接触到这种力量。

正如走上那条荒野之路，我们每向前一步，是否都在失去某些东西？我们所能掌控的，往往远不及我们所失去的。

AI教育带来了智能化、个性化、精准化的无数机会，但它能否真正“解放”教育？能否给每一个孩子提供平等的机会去自由探索知识，还是它将成为少数精英的工具，催生新的一批“技术食税阶层”？

世道汹涌，教育凶猛。面对时势风暴召唤的“技术利维坦”，个体能做的事情极其有限。然而，在这个不断折叠的世界里，教育需要关怀一个个具体的人。它无法脱离普通人的生存敬畏。关于技术的论述，如果缺失这一部分，所有问题的解释会显得空洞，也显得可疑。

在这条“无界”的路上，教育与AI将如何交织？理想与现实之间，是技术能够跨越的，还是无法弥合的鸿沟？这正是我们在这场教育与AI的革新中，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GET2025教育科技大会将于11月在北京举办，大会主题为“教育有AI，学习无界”。

时间：11月17-18日

会场：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